漢太史司馬遷
司馬遷 - 簡介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shù)孛麆俟袍E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歲終?，F(xiàn)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zhèn)南門外，位于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墓（陜西韓城）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qū)，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后，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后任中書令，繼續(xù)發(fā)憤著書，終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后世史學影響深遠.
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shù)孛麆俟袍E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于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zhèn)鞯氖饭俸銟I(yè)。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huán)水帶”（《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huán)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yè)，啟發(fā)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wèi)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里豐富見聞，熱情迸發(fā)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游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最南到了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guī)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余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后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戰(zhàn)敗被俘，司馬遷替李陵說了幾句解釋的話，觸怒了漢武帝，把他投下監(jiān)獄，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但他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茍且偷生，希圖出現(xiàn)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后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歷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愿望沒有實現(xiàn)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yè)。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司馬遷的祖先并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yè)。他們?yōu)榇朔瞰I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后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鉆研精神。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yè)，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yè)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后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墒牵Y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于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
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zhàn)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被迫投降。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漢武帝本希望他能戰(zhàn)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xiàn)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zhàn)，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shù)臋C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zhàn)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jiān)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fā)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兩黃金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即成為太監(jiān)）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愿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珊髞硭氲?，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后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三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并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史家絕唱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guī)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
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龍紋的布帛披在一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著。于是，一千多頭牛帶著熊熊火焰，像怪獸一樣沖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著武器沖向了敵人，還有一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著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尸體遍布于戰(zhàn)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著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一幅圖畫一般出現(xiàn)于讀者的腦海中。
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巨鹿戰(zhàn)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沉舟、與秦軍決一死戰(zhàn)的決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一個抵十個，消滅了數(shù)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tǒng)治的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zhàn)斗結束之后，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一個人敢抬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通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后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挽回失敗命運的復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后，在東城決戰(zhàn)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只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一聲，把漢軍嚇得后退了好幾里?？吹竭@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眾約法三章，充分表現(xiàn)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罵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一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fā)作，張良卻在一旁暗示他別發(fā)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這里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xiàn)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于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
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采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一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一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復而簡潔，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為人物特征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xiàn)了人物的精神態(tài)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shù)貜娬{、夸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這一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tài)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一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跡，取材于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績咸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眾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么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么悲觀消沉，要么發(fā)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后一條路。他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chuàng)作中去。司馬遷獨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chuàng)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后人展示了一部規(guī)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司馬遷墓與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zhèn)南門外，位于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司馬遷墓、祠，東臨黃河，西枕梁山，涺水沖前，芝水環(huán)繞，屹立于懸崖峭壁之上，氣勢雄偉、壯觀。詞用磚石依山勢筑成四個高臺，面積一個比一個廣大，每個高臺之間有石級相連，層層上升，前面三個臺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層是磚砌的司馬遷墓。墓圓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間畢沅題“漢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 柏五棵，蟠若蛟龍。
祠廟內外古碑林立，敘述自晉朝永嘉年間（公元307年一公元313年）擴大修建后，歷代修繕情況。也有文人名士路過或者遠道來此瞻仰憑吊后所留下的詩碑。
祠廟正殿有司馬遷塑像，方臉，長須，兩眉入鬃，現(xiàn)出嚴肅、抱負不凡的氣概。1982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重視經濟問題，在《史記》中有專門記載經濟方面歷史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他在記述史實的同時，還對許多經濟問題作了評論和分析，形成比較系統(tǒng)的、有一定理論深度的經濟觀點。
西漢初年，面對凋敝的社會經濟，漢王朝以黃老的無為思想作指導，與民休息，實行了一些有利于經濟恢復和發(fā)展的政策，比較放任，較少干預。經過70年的休養(yǎng)生息，到了漢武帝初年，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發(fā)展，不僅農業(yè)獲得了恢復發(fā)展，而且工商業(yè)也空前繁榮。封建國家、官僚貴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賈積累了大量財富。但是，社會矛盾也日益尖銳。西漢王朝的政策也就從無為轉向有為，在經濟上實行了算緡、告緡、鹽鐵、酒榷、均輸、平準等政策，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了廣泛的干預。司馬遷正是面對這樣的社會經濟現(xiàn)實，從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發(fā)，對經濟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性求富的觀點
司馬遷認為對財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決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他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追求物質享受，追求財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樣的。不僅農工商賈追求財利，而且賢人、隱士、官吏、將士，以及賭徒、娼妓、流氓、惡棍，無一不是為了求利而活動。他特別稱道通過農虞工商的生產、經營而致富的人，認為這些人都是“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是“賢人所以富者”，值得稱道、借鑒的。司馬遷之所以在《貨殖列傳》中為這些人立傳，就是為了“令后世得以觀擇焉”（《史記·貨殖列傳》），“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對貧富差別成因的認識
司馬遷對社會上存在貧富差別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為深入的探討。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儉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勤儉雖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勝”。他還認為，要想致富，必須“誠壹”，即專心于他所從事的事業(yè)。他又認為，富與貧是由于“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別造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司馬遷還把個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無本錢和本錢多少聯(lián)系起來，認為：“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貨殖列傳》），沒有本錢的人只能出賣勞動力，少有本錢的人可以施展經營本領，本錢雄厚的人可以逐時爭利，發(fā)大財。
基于上述看法，司馬遷把富者奴役貧者看作是自然的事。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貨殖列傳》）。
對農、工、商關系的認識
司馬遷既重視生產，又重視流通；既把農業(yè)看作本業(yè)，又不輕視工商業(yè)。他認為要滿足人們消費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資源，還要有農、虞、工的勞動，以及商業(yè)的販運流通，要“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貨殖列傳》），農、虞、工、商的生產和經營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發(fā)揮農、虞、工、商的作用，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
對放任與干預的看法
司馬遷認為農、虞、工、商所組成的整個社會經濟，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發(fā)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約束。每個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因此，他認為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最好聽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所以，他對漢初的經濟政策是贊許的，他認為，“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貨殖列傳》）。他對漢武帝時所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與之爭”就是對當時的某些政策的批評。比如對“告緡”，他指出其后果一方面是國家財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工商業(yè)者破產，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yè)”（《平準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沒有了。
但是，司馬遷也不主張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認為過分放任，“網疏而民富”會產生兼并豪黨之徒武斷于鄉(xiāng)曲，競相奢侈等現(xiàn)象，就會出現(xiàn)“物盛而衰”的局面（《平準書》）。商品貨幣經濟的過分發(fā)展，也會產生兼并投機，去本趨末，影響農業(yè)生產。因此，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需要采取某些干預的措施。比如，他對計然（見范蠡）所講的控制糧價以使“農末俱利”的干預措施，就是贊揚的。
平均贏利率觀念
司馬遷還認為，“庶民農工商賈”有同樣多的本錢，都同樣可以獲得百分之二十的贏利。一個千戶侯每年從一戶征收二百錢，一千戶即可取得二十萬錢。農工商賈如果有一百萬錢的本錢，就可以取得和千戶侯相等的二十萬錢的贏利。如果哪個行業(yè)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贏利，就不值得投資經營。
司馬遷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古代的史宮本來以星歷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向明之處。司馬遷并末用星象學去占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guī)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chuàng)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yè)，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并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見等星象，聯(lián)系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zhàn)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蕩，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yōu)橐患o，三紀而大備的“大數(shù)”，最后才認為“天人之際續(xù)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zhàn)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于《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fā)現(xiàn)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xiàn)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shù)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布排列象征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xiàn)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